周朝建立后，周人与戎人之间就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
公元前1055年，姬昌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公元前1053年，姬昌出兵东向攻黎（山西高官治市西南）；公元前1052年，攻邘（今沁阳市）；公元前1051年，攻取了商王宠臣崇侯虎的崇国。这三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年，姬昌迁都于丰（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角），使国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扰并更有利于向东进兵。至此，姬昌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姬昌病逝，世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继位后，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
西戎的称谓最早来自于周代，周人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在周人兴起时，西戎仍是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
在周人兴起时，仍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周人在古公亶父以前，分布于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古公亶父不堪戎狄的攻掠，举部迁徙于周原，与姜姓部落世为婚姻，革戎俗，发展农业，奠定了立国之基。姜姓部落在文化上与周人还有一些差别，在周原先周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带羌戎文化特点的墓葬，大概就是姜姓部落的遗存。“姜”即“羌”，姜为周之舅族，周人自身也曾包括在商王朝泛称的氏羌之中。当周人已农业化并且日益壮大兴起时，强调自己是黄帝姬姓的嫡派，是在夏朝衰亡时“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一支夏人。《说文解字》说：“戎，兵也”，兵即武器；应劭《风俗通义》说“：“戎者，凶也。”周人大概由“兵”、“凶”之义引而称呼与之为敌的氐羌各部落为戎，一方面表示敌忾，同时也将他自身及舅族与氏羌人区别开来。到周文王之父季历时，已臣附于商，并依靠商朝的支持，展开了对周围各游牧羌戎的兼并和征伐。周文王继位后，为商西伯，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后来获赦释放，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于是伐犬戎、密须。
殷墟卜辞已出现“戎”字，“羌”或“氐羌”则在商代已作为族称，而且羌还用作对西方各族的通称。氏羌西戎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
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他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武王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
商及周初的鬼部落，与媿、隗等姓相通，是汉代隶定时写为鬼，鬼方即畏方，是一个分布很广的部落。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了两只铸造有西周早期金文的青铜鼎：一只叫大盂鼎，另一只叫小盂鼎。这两只鼎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根据鼎上的铭文记载，《大盂鼎》铸造于“唯王廿又三祀”；《小盂鼎》铸造于“唯王廿又五祀。”看上去前后相差两年时间。在三年时间内周康王连续两次为大臣盂赐鼎似乎不太合乎情理。但是，位于康王后的昭王在位19年；位于康王后的成王在位22年。如果我们否认两只盂鼎的时间间隔是两年的话。第二种可能性是《小盂鼎》产生于周穆王（昭王之后）廿五年。
大盂鼎的发现地址有两种说法，一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另一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陕西岐山有一处赫赫有名的周原，是周室的发源地。相传周室先祖为后稷，周室世居于豳地，到了古公亶父一代时，由于受到戎狄的威胁，举族迁至岐山脚下的周原，见这里水源丰足土地肥沃，便就此扎根，筑城开荒，繁衍后代，发展农业，使周族渐渐昌盛起来。直至文王武王父子联合周围小国伐商定鼎天下，这才离开了岐山周原这块宝地，建都丰镐。眉县李村也是西周青铜器出土的重地，在这里出土的盝驹尊也是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盂是一种商周时期的祭祀方式。但是如果仅仅只有大盂鼎铭文，那就是一个孤证。幸好一同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小盂鼎》记载了一场征鬼方胜利后的祭祀。虽然鼎已经失踪，但是铭文拓片还在，其铭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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