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一大早科室主任钱文明就打电话给周心，让他今天替王宇飞知道，理由是王宇飞需要下乡义诊。
上个月才下乡义诊，这个月又义诊，明明知道自己在找阿水还要排自己值班，周心实在想不明白。
在门诊坐诊的时候，周心一直心不在焉，在想着阿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让阿水媳妇凑出那么多钱是绝没办法的。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是急诊科的电话，他的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
是车祸重伤的急会诊。
当了这么多年医生，他听着护士的语气，就知道这个外伤的患者情况非常严重。
到急诊的时候，周心看到急诊科李医生已经给患者做好气管插管了。
这个患者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脸色黝黑，呈深昏迷状态，双侧鼻腔、口腔及外耳道还在渗血出来，胸廓明显凹陷下去了。
跟急诊科医生交接班后才知道，这个小伙叫罗兵，今年18岁，没戴安全帽骑摩托车在省道上飙车，撞到马路牙子上了，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脑外科王医生会诊后，认为罗兵已进入脑死亡状态，脑死亡是医学不可逆转，脑干已经死亡，人的自我意识也已经消失了。简单地说，心脏还在跳动，但是人已经死亡了。
罗兵的母亲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双腿发软，直接瘫倒在地上，父亲搀扶着母亲，眼神呆滞，看不到一丝光。
在得知罗兵的父亲器官捐献的医院后，急诊李医生立马联系了医院器官获取中心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的工作负责在病人进入脑死亡状态后，与家属沟通器官捐献意愿。
协调员需要在家属悲痛情绪还未缓和之时，与他们沟通，希望能通过无偿捐献器官救助更多患者。
虽然已经脑死亡，现在罗兵的身体必须靠着呼吸机维持着生命体征。
但是如果他的父母签下“放弃治疗”，那就意味着他身上呼吸机在不久后就会被摘掉。
他们唯一的孩子罗兵也会因此彻底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夫妻二人恍惚间，似乎还能想起罗兵昨天还在家里闹着要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没想到会这么突然的离开了。
他的父亲一再说，“我写放弃治疗，那万一抢救还有生机，我当父亲的于心不忍啊。”
母亲摇摇头抹了抹泪，说，“人家医生们已经尽力了，算是做善事救救别人家的孩子，签了吧。”她说这话的时候，反而很平静。
等她丈夫签完字后，她才开始放声大哭，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儿子的病床前，一遍遍的说着“小兵，妈妈很怕，很怕。”
中国人常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单纯站在母亲的角度来说，儿子生命结束，又不能保留全尸，这大概是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最最沉痛的打击。但是为了救更多的人，他们还是选择把孩子所有的器官捐献出来。?手术开始前，罗兵的父母跟他做了最后一次告别。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沟通，罗兵的父亲用那颤抖的手，持着黑色水笔，在协议书上写下了“放弃治疗”四个大字，笔画僵硬，笔墨中满是不舍。
在他父母同意后，周心马不停蹄的联系了此时还住在ICU的程浩然的父母。
程浩然跟罗兵同岁，身体各项检查指标也非常吻合是这次心脏移植最佳受体。
上一个月，程浩然住进医院后，医生就发现他是心脏重度衰竭并伴有多瓣膜病变，在保守治疗后，病情仍旧在不断恶化。
他的心脏血管堵塞太严重，心脏收缩能力持续恶化，心功能日益衰弱，现在心脏移植是唯一能挽救他生命的方法。
心脏移植通俗讲就是把病人（受体）的“坏心”取出，然后把配型成功的器官捐赠者（供体）的“好心”重新缝合到病人胸腔的过程。
半小时后，一个戴着红色眼镜框，挎着红色包包的女人，脸型消瘦，眼神犀利，挺着大肚子，时不时抚摸着腹部，旁边跟着一个留着寸头矮胖矮胖的男人，男人紧紧跟在女人身后，不敢太快也不敢太慢，尽量和女人步伐保持一致。
女人一进医生办公室，兴奋的问：“周医生，找到供体啦？”
周心点了下头，跟他们详细谈了心脏移植的风险。
女人听完后，突然冒了一句：“你说那个供体读书好不好，我们浩然读书很好的，我听说有人换了心以后就不会读书了。”
这话如一根针刺在周心的心头，人家父母含泪将自己孩子身体器官捐给你家孩子，最终落了个“死无全尸”，而她竟然怕这颗健康的心“带坏”了他的孩子。
她可能不知道这颗供心有多珍贵，我国每年约有30万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但仅有1万多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仅为30：1。
周心想发脾气，想想还是忍住了，现在救人要紧，用极力压低语气说：“不好意思，医生无权告知受体本人及其家属任何关于供体的身份信息，请理解。”
器官捐献流程是采取“双盲原则”的，即捐献者和受捐者资料、信息不互通，当然双方也不能见面。
一个是为了减轻受捐者的心理压力。想到未来他会捐出他的器官给自己，有人可能会有压力或者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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