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表示不同意，比如民主自由派的胡适，1929年5月，胡适发表《人权于约法》，表示当时中国没有一点人权，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标签，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可以随意侮辱和殴打他，剥夺他的自由、没收他的财产；无论什么书报，只要贴上“反动刊物”的标签，就可以封禁。
胡适还进一步批评孙中山，192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严厉批评，表示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应该有宪法，没有法律作为准绳，那就是独裁，搞独裁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人民就只能当奴才，一个到处都是奴才的国家有什么前途呢？所以孙中山的“三段论”是完全错误的，要搞就要一步到位，文章原文是这样写的：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
胡适觉得孙中山的三段论只说明一个问题，孙中山“根本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三段论是“根本性大错误”，进一步表示“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
还有其他人的言辞更加激烈，觉得专制连土匪和强盗都不如，表示：“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其“蹂躏人权”的危害，“远不如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
胡适这些人算是民间自由派人士，自由派人士嘛，最讨厌的就是专制和独裁了，最向往的就是西方民主制度。
胡适们的理由全是大义凛然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的呼声，再加上名气大，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吸引了国民党内一些人的注意，觉得民主是一面大旗，可以拿过来用用。
刚才说了，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胡汉民掌握了国民党中央权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就靠边站了，这两伙人非常的失意，寻思这要搞点事情才行。
1929年1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后，蒋介石要裁撤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引起冯玉祥、阎锡山、桂系李白极度不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于是国民党内失意的元老们和地方实力派军头就联合起来，打着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法制的旗帜，开始反蒋活动。
蒋介石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军阀，觉得军阀误国，虽然最后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最厌恶的样子，但回到当时，军阀肯定是要收拾的，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布讨伐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1930年7月13日，反蒋派在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真特么的讽刺，以北平为首的北方注定是蒋介石的梦魇，先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被打倒后，马上成为国民党反蒋派的窝点，抗日战争开始后，整个北方又被日寇占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又迅速从北方兴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席卷全中国，终结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历史。
感慨完了再回来，汪精卫在扩大会议上发表《联名宣言》，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独裁，借此表达了痛心疾首的意思：民国成立亦已十九年，而仍滞于极端专制之境，此诚吾党之大耻，而国民之大不幸。
为了表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汪精卫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宣布在最短时间内按照孙中山遗愿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至于胡适对孙中山三段论的批评，汪精卫还特意做了一番解释，表示孙中山的三段论是革命时期所必须的程序，不影响现在制定约法。
1930年9月1日，反蒋派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北方国民政府拉开架势，找了几个法学专家，成立了一个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求意见，这个委员会还曾经征求过民主先锋胡适的意见，胡适非常认真的给予过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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