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前,他卖十五元一份炒饭,挣十块钱;他老婆十元一个煎饼果子,挣五块钱。疫情三年,没法说,什么帐都乱了。疫情之后,他们没涨价,反而越来越忙了。收摊之后,他也会自斟自饮,二两烧酒,自己炒一个菜,一直喝到九点半,然后吧嗒吧嗒走去接上晚自习的女儿回家。

女儿很听话,从不嫌弃一身酒气的她,一出校门就挽着他脏兮兮的胳膊往家走。所以,他从来不会误点,就像他准时出摊一样。从早晨七点出摊到九点多收摊,守着地铁口的早高峰,他能出上百份蛋炒饭,他老婆也能出个三十多个煎饼果子。上午回去准备好料,晚下班高峰再去,一天下来能赚两千多。碰见城管撵,打游击,也能进账千八百。刮风下雨的坏天气,他就歇歇,想想还差多少能置办上房子。

放在老家的儿子眼看就要上学了,有个房子也能正大光明的上学,免得像她姐姐当年似的,上个学跟抽盲盒似的,要开学还不知道分到哪里。

“中山路改造,咱也去弄个固定摊儿吧。”他老婆念叨着。“固定个啥?还要交租子,一个月万八千的又没有了,一年下来,一个厨房钱没了。”

他早就开始寻摸着云南路小区,想搞一套新房,天天经过中介门口,盼着房价再掉一点,一平方掉上千八份蛋炒饭他才高兴咧。他可能是为数不多盼着房子掉价的人。“这房价掉,房东还要涨价,咋回事?”他老婆又念叨。“见识短!没不起房子的多了,租房子的就多了呗。涨多少?就这破房子再涨能涨到哪去,就是十万八碗的饭钱,给她就是了。”“那可不止,说下个月涨二百,这都一千八了,XZ路上老李那个两室厅才两千五。”“给她吧,搬家还要花好几百,接孩子也不方便。省事就是省钱。”别看他没什么文化,但心里经济账算的巴巴的。但他心里还是对这些青岛包租婆不满,她们钻钱眼不说,还势利眼。

袁本欢打从老家走出来就没高兴起来,一盘算也快十年了,一把颠勺从三十岁颠到四十多,都说中年油腻,他从青年就油呼呼的。就是一看房子掉价,就高兴,油乎乎的手抹着油乎乎嘴,想起那把黑金一般的勺,格外起劲。

大女儿今年考上了大学,山东女子学院。他见人就说:“我女儿的学校厉害,宋庆龄开的。”买房的钱也凑齐了,儿子眼看就能接来上学哩。

他边炫耀着,边颠着勺,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二,一二,一二三,……嘎巴,勺子碎了,残片像个炉钩子。

袁本欢把“炉钩子”一扔,笑着说:“正好,不用传下去了。”哈哈大笑着,提前把摊儿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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