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手术室的灯灭了，蒙着白布的病床车被推出来，医生无助地摇了摇头。
“姐姐——”一声嚎叫响彻走廊。郝丽娟没有抢救过来。
何花这才注意到手术室外的角落里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瘦弱的男孩，他起身扑向了病床车，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
何叶向她低声说道：“这是郝丽娟的弟弟，唯一的亲人，父亲早些年就在煤矿坍塌事故中丧生，母亲几年后也病死了，姐弟俩在亲戚们的接济下长大，郝丽娟自从当了公司的出纳后，就拉扯着弟弟也到了省城，现在这个孩子在工地上打零工。”
人马上要处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能做得了啥，何花示意杜鹏飞跟着先去把手续办了。
马超这边手术室的灯还一直亮着，不知里面的人是生还是死。
从中午到晚上，持续漫长而揪心的等待，何花坐在凉冰冰的铁座椅上，此刻她的内心应该是无边无际的忧伤，但事实上她的眼里看不出一丝丝情绪。
手术室外有的人双膝跪地虔诚祈祷，有的不停地打着电话、有的不停地在来回跨踱步，还有人歇斯底里哭泣……
只有她心静如水，脑袋里空空如也，那种空蔓延到全身，以致于七、八个小时她就这样安静地坐着，眼睛始终凝望着那扇不锈钢门，身体一动不动，如同石化了一般。
何叶心慌地坐立不安，眼中掩饰不住的焦虑，她时不时望向何花，在她的印象中姐姐从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
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姐夫在业务上没有问题，沟通协调也不错，唯一的就是管理能力非常差，缺乏魄力和强硬手段，加之原来的得力干将一个个跳出去单干了，拉了公司原来不少的客户和资源，从年初就开始入不入不敷出了，这几个月更是没有业务，员工的工资也拖欠了两个月了。
姐夫每天几乎都在应酬，喝得经常酩酊大醉，每次的业务快要谈成时，又被别人横插一杠子，黄了。
何叶很想和姐姐说一说公司的情况，可是姐夫总是报喜不报忧，特意嘱咐了好几次，不要和家里人说这些，尤其是何花，与其帮不上忙还跟着担心。
一扇门隔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手术室的灯灭了。
马超被推了出来，浑身插满了管子，马上又被送进了ICU。
“大夫，我是她的妻子，我丈夫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何花赶紧迎上去询问主治医生情况。
“患者现在是重型颅脑损伤，属于典型的植物人状态，可能后续还要继续手术，要做好醒不过来的心理准备，当然，也有可能人财两空。”医生的话一字一句清晰地打在何花的心上。
“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配合治疗。”何花坚决地回答着。
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的马超，何花知道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以后要付出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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